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从事实务和写作研究十多年，近年来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商业秘密百案评析与企业保密体系建设指南》等商业秘密领域的法律作品多部。针对本文讨论的法律问题，唐青林律师商业秘密专业团队有深入的观察和细化的研究。如果读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参考如下延伸阅读的案例，相信有助于扩展视野、对这个问题取得更加深入和切实的理解。

一、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经济损失赔偿的认定可以该项技术秘密的一般转让费为标准。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秦皇岛抚天电源公司、抚宁县开关厂、抚宁县抚宁镇经济管理委员会与孙洗尘、邵桂荣、鲁文东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1997）知终字第1号】认为，“至于对十八所经济损失的赔偿，原审法院以该项技术秘密的一般转让费为标准，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确定三上诉人及孙洗尘对十八所的应赔偿数额，亦属合理，并无不当。”

二、以技术转让费作为侵权赔偿数额的依据时，应当技术整体的转让费用为依据，而非以其中部分技术的的转让费用为标准确定赔偿额。

案例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南京铜山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与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实验工厂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2002）苏民三终字第054号】认为，“关于侵权赔偿的数额。一审法院判决赔偿损失的主要依据为：《2000年度大三元复合肥应用推广情况调查表》所载在丰县的销售量，“大三元复合肥”技术的转让费。由于调查表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且2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为“大三元复合肥”技术的转让费用，非本案硅酸盐菌剂生产技术的转让费，硅酸盐菌剂生产技术为“大三元复合肥”技术中的“一元”，即生物单元。故原审法院以“大三元复合肥”技术转让费为标准确定赔偿额显然不妥，应予纠正，原判赔偿数额应予变更。由于因铜山公司、邦禾公司等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实验工厂技术转让费或经营利润、调查费用支出等损失，而实验工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侵权产品的数量以及受损或铜山公司、邦禾公司获利的具体数额。因此，本院参考“大三元复合肥”技术的转让费、涉案产品的利润、实验工厂合理的调查费用、律师代理费等因素酌定铜山公司、邦禾公司赔偿实验工厂损失人民币50万元。

三、侵权人因转让他人商业秘密而以实物方式收取的技术转让费应依法认定为其因侵权所获利润，作为侵权赔偿数额依据。

案例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成都益能达高能电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与成都华西电子机械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侵犯技术秘密纠纷【（2005）川民终字第237号】认为，“结合《委托开发合同》约定原电池厂向华西研究所支付研究开发费98万元，华西研究所自认实际支付研究开发费130万元的情况，信达公司在向益能达公司转让诉争LR6技术时，以实物折价120万元作为该技术的转让费与当时的情况基本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的规定，信达公司转让LR6技术，以实物方式所收取的120万元转让费应依法认定为其因侵权所获利润。依据《委托开发合同》中关于如果双方同意转让成果或销售设备，成都电池厂分享利润的70%、华西研究所分享利润的30%的约定，华西研究所因信达公司的转让行为而应获取的赔偿数额应为360000元。此外，根据一审法院在益能达公司现场勘验到的一条生产线，并参考一审庭审中益能达公司自认其生产、销售过十几台设备，以及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锦江经初字第50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一条LR6碱性电池生产线销售价约为1000万元的相关事实认定，华西研究所要求益能达赔偿侵权损失25万元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案例四：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201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4号】认为，“此外，金龙公司与龙阳公司之间的许可合同，其许可使用的时间长达20年，且包括了后续开发技术的许可，与本案涉案的商业秘密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其500万元许可费也难以作为确定本案赔偿数额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