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罚款、拘留、限制驾驶人员的资格等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亦可以作为法院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或判决的依据。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可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从证据的类型角度划分，因其是公安机关制作，故应属于公文书证的一种，应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

二、法院可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划分相关各方的民事责任比例

根据上面所述，《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为一种证据，其是否能得到法院的采信，须应由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审查判定，而不是不加审查而一概加以采纳。此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可得到充分肯定。

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如果对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材料认为不妥的，可以不予采信。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此证据的理由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有异议的，如果能提供出相关的证据或者说明理由的，法院可以根据相关证据重新认定案件事实，划分相关各方的民事责任比例。

交通事故认定书效力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和保险当事人在利益调整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由于它在房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保险人习惯了采取“拿来主义”，必定给保险企业带来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公安部制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的有关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采取了“拿来主义”，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鉴此，笔者认为，不宜“拿来”，应对其进行证据审查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

一、从事故当事人的情况来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客观上要求保险从业人员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最明显的一例，对于伤残者或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的第六条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条款》和有关法律在损害赔偿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被保险人选择行政调解。但是行政调解之路并非坦途。由于道德观念的扭曲及社会不法力量的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法规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调解时伤残者或其家属不是据其本身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轻重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方式向车方提出合理合法的索赔请求，而是通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胁迫手段来逼迫车方就范，达到其目的，一者出于为避免进入诉讼程序的考虑，二者又能尽快解决事故赔偿纠纷，被保险人往往被迫作出妥协。承担比责任更重的损害赔偿金，这已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保险赔偿中存有合法却未必合理的现象。也由于前述的原因，在被保险人支付给第三者的赔偿额一定的情况下，责任轻，获得的保险赔偿少;责任重，获得的保险赔偿多;保险成了一个经济杠杆，无形中鼓励车方承担更重的事故责任，在赔偿中处于更有利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因此，对于保险车辆与未保险车辆、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方投保了无免赔责任险的情况下，采取《办法》中的第二十条(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规定的情形，或其它情形，驾驶员主动包揽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为在以后的保险理赔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奠定好证据基础，这类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二、从责任认定主体的情况看，《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同样须进行证据审查。客观上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责任认定人根据现场查勘材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做出的定性定量分析结论，与其它材料相比，应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权威性、客观性，表现可信度高，但这并不能代表它的全部。它能否反映事故客观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实践经验，经办人员能否搜集到全面充足的现场材料，能否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出反映事故本来面目的客观材料;二是法律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经办人员能否把手中的材料与有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三是职业道德因素，经办人员能否不徇私情，不谋私利，秉公执法。四是认定程序和取证方法，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或行政文书的内容是否合法，不仅要主体合法，还要程序合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毋庸讳言，如机动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认定人在感情上往往倾向于伤者这个弱势群体，也为了利于其自身更快捷地进行损害赔偿的调解工作，在划分责任时自然或不自然地向有利于伤者方发生偏移。

综上所述，这种受事故当事人的故意行为，责任认定人的故意行为或失职行为，而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其内容却无法反映客观真实性。对此，笔者暂定义它为形式上合法、内容上不真实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作为理赔的证据，显而易见不合规。

1、偏离了证据的基本属性——真实性。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均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保险活动作为重要的民事活动，同样也不例外。不进行证据审查而采信与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相违背。《民法通则》的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五十二条

第二、三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上述所指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实质是被保险人借助形式上合法的法律文件把该由自身承担的社会成本和法律成本转嫁到保险公司承担，无疑加大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

2、《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直接关系到保险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根据《条款》第二条规定：保险人依照《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第二十条规定：根据保险车辆驾驶员在事故中所负责，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在符合赔偿规定的金额内实行绝对免赔率，负全部责任的免赔20%，负主要责任的免赔15%，负同等责任的免赔10%，负次要责任的免赔5%。因此，必须采取审慎认真、客观全面、科学公正的态度来认定事实、划分责任、采信证据，才能使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同时遏止事故当事人和责任认定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的随意性。

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尽管保险人无权改变其属性，但是保险人仍应有积极作为。

1.有权决定是否采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鉴此，要求保险人提高现场查勘率，掌握第一手资料，一方面，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出具前起到监督作用，一方面在事后作为理赔审查的材料，为不采信提供“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依据。

2.在保险条款上给予完善。对于车辆和财产损失的核定，《条款》上有明确规定，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和或拒绝赔偿。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与事实明显不符，或重大不符的，《条款》宜同样作出规定，对涉及保险理赔范围内的责任认定事宜，保险人有权依据事实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

3.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打击骗赔行为。依据《保险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采取伪造、变造与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和其它证据，或者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者其它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