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针对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贪官聚敛财富手段狡猾、司法机关侦查手段落后和技能欠缺的实际采取的立法措施，是治官治吏的现实需要。这一罪名在理论上的存废、处罚强度、举证责任等问题上，争议与论述已很多，笔者现仅就该罪存在的发现难、启动难、取证难等三大问题，谈谈观点。

　　一、程序启动难

　　原因主要是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解放思想，淡化“有罪”思维模式，使程序得以迅速启动

　　立案是启动刑事诉讼的基础和前提，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不是积极介入、主动调查，一般是基于存在贪污贿赂等相关犯罪。笔者认为，司法人员应淡化刑事立案就是有罪的思维模式。刑事立案仅仅是合法调查的前提和依法取证的基础，把有罪思维回归到非经人民法院审判不得确定有罪上，这样既符合刑法基本精神，又能够有效打击犯罪，而且还能确保执法者不违法办案。

　　2.及时适用以事立案

　　可以依据群众举报或者外露的巨额财产，大胆及时适用以事立案的方式，迅速启动该罪刑事诉讼程序。

　　3.积极大胆使用查询搜查

　　财产一般表现为房屋、交通工具等实物形式和货币、金融票证等虚拟形式，对于虚拟形式存在的财产，需要通过查询、搜查才能了解到。在证实犯罪处于不确定状态时，要慎用涉及人身权利的措施，转而使用查询、搜查等措施，达到启动查处该罪刑事程序之目的。

　　二、取证难

　　由于缺乏对该罪的理性认识以及侦查的基本技能，造成实践中的取证难。针对这一实际，笔者认为应做好如下工作：

　　1.明确嫌疑人说明的标准和程度及公诉机关证明的标准和程度

　　该罪据以成立的关键点在于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不能说明”的情形包括：(1)拒绝作出解释和说明;(2)因时间或者记忆上的原因而无法说明;(3)虽然说明了财产来源，但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4)说明了财产来源，因时过境迁或者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对前述(2)与(4)种情形，在处理时有难度，尤其是后者，常常只有删减、放弃。

　　2.理性分析和深刻理解查处该罪的复杂性、不可预知性和艰难性

　　如果嫌疑人对财产来源说明的头绪多而繁杂，或者时间长而且不准确，查处起来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更需要时间，要在法定时间内查清，是极为困难的。还有的嫌疑人的说明大多是莫须有、无从考证、似是而非、隐匿实情，形式上履行了说明的义务，而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断其“真”，亦不能证其“伪”。

　　3.提高侦查能力，使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得以被迅速查明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侦查是由事及人，即先由可疑的巨额财产，比对出合法财产，引申出非法性质的财产。对此类犯罪的侦查，需要全面的知识和专业的技能，如法律、物流、商贸、物价、评估、税收、财务、会计等。这就对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侦查人员能力建设尤为关键。进一步而言，要降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使用率，更重要的是展开深入细致地侦查，尽可能地查清腐败分子是通过何种非法方式取得的巨额财产，才能使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

　　三、发现难

　　司法实践中，独立发现此种犯罪并不多见，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缺乏广泛的舆论监督。为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完善配套法律，使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得以充分暴露

　　首先，要强力推进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这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得以确立的基础和条件。我国颁布过《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关的制度，但这些规定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因此，要强力推进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使申报全面化、常态化、制度化，使他们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阳光之下。同时，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建立档案、定期公布更新、以备核查。这一工作由国家预防腐败局承担比较合适。其次，推行个人财产实名制。包括个人存款乃至整个金融(如证券等)实名制，以及对动产和不动产的实名制全面管理，使哪些企图利用购置动产消费，利用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彻底破灭。第三，尽可能推行和加大票据结算业务，减少现金流通。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拦截，又为以后发现贪污贿赂提供线索，实现有账可查、有迹可循，从而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2.加强舆论监督，依靠社会解决发现难问题

　　舆论监督是反腐败的利器之一，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社会舆论工具，监督官员的动产和不动产，以求发现犯罪线索，发现巨额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