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今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全面规定了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据统计，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毒品犯罪案件142000件，同比增长30.79%；审结139024件，同比增长30.17%，审结率93.63%；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137198人，同比增长25.08%。

　　当前，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毒品犯罪高发、多发，禁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解释》以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各类严重毒品犯罪，以及具有武装掩护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多次、向多人实施犯罪，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病残人员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等严重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的依法严惩。

　　此前，湖南省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吸毒事件，引发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吸食毒品或者涉足毒品犯罪的关注。对此，《解释》在多个条款中均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形，作出了从严处罚的规定。

　　最高法刑五庭审判长方文军指出，这具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毒品犯罪的规定为“情节严重”，适用更高幅度的法定刑。例如，《解释》第四条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第五条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持有毒品”，第十一条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都属于“情节严重”，应当升格适用法定刑。

　　另一种是在“数量+其他情节”的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毒品犯罪的，可以低于通常的数量标准定罪量刑。例如，《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制毒物品犯罪的，定罪数量标准按照通常标准的50%掌握；第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制毒物品犯罪，达到“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重”数量标准，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适用上一幅度的法定刑。

　　《解释》共15条，共涉及十类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其他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具体内容有以下亮点：

　　明确或者下调了部分新类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

　　《解释》系统规定了28种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其中，新增了甲卡西酮、曲马多、安钠咖等12种新类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并下调了在我国危害较为严重的毒品氯胺酮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为实践中相关犯罪的打击处理提供了明确依据，有利于依法从严惩治新类型毒品犯罪。

　　配合刑法修订加大了对制毒物品犯罪的惩处力度

　　近年来，制毒物品流入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的情况在我国较为突出，根据《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制毒物品犯罪的精神，《解释》整体下调了全部33种制毒物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以体现对制毒物品犯罪的严厉打击，强化对毒品犯罪的源头惩治。

　　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全面规定了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规定了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等四类犯罪的定罪标准；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等六类犯罪的“情节严重”标准；结合《刑法修正案(九)》对非法生产、买卖、运输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新的规定，为各类毒品犯罪的定罪和刑罚适用提供了明确依据。

　　此外，《解释》还对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认定，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认定，网络涉毒犯罪的法律适用等其他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了规定。据悉，最高法院还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启动了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规则的制定工作，力争今年出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