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惩治的是组织者和领导者，对于一般参与人则予以批评、教育、遣散或行政处罚。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多个因行为人只是一般工作人员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例如，《江西省邳州市人民检察院邳检诉刑不诉[2016]6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庄某乙仅是受该传销组织雇用，负责会员登记、网站维护及转账等事务性工作，符合《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再如，《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检察院安乡县检刑不诉[2014]42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钱某某系某公司的资金主管，主要负责会员费的收取，奖金的发放，在其中并未参与组织、领导活动，其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钱某某不起诉。

为此，律师应全面掌握行为人在组织中所从事的工作，包括何时与单位签订合同、合同性质、工资情况、岗位头衔、岗位职责和权限、具体经办的事务等。如果发现行为人在组织中未起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或培训的作用，或虽然从事了上述部分工作，但不起主要作用的，则可以展开基于“主体不适格”的辩护。

“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特定背景，如果案件不是发生在“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中，则可以作为一种辩护的切入点。例如，如果能够证明企业所出售的商品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要销售商品，而是要通过吸收志同道合、共同创业的参加者，搭建一个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平台，则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传销本应具有的通过“传”播以“销”售商品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入门费”意味着，会员要交纳一定钱财才能取得相应身份，如果会员身份的取得是无偿的，将来也不会单纯因为没有消费而被除名，则不构成犯罪。例如，公司建立了严格的准入制度，以年龄、学习和考试等指标作为准入条件，而非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作为准入条件，加入必须由有资格的人推荐等，以确保参与者了解公司运行机制、认同公司文化理念，具备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则上述制度和实践意味着企业没有收取“入门费”的行为。

“拉人头”的经营模式往往意味着公司希望加入的人越多越好，而如果能够证明公司并非以“拉人头”为目标且客观上存在各种限制机制，则有助于进行无罪辩护。例如，证明公司存在准入机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公司存在阻断机制，限定参与总人数等；公司存在退出制度，不但参加者可以申请退货、退款、退身份，公司也可以依职权解除部分不合格成员的身份。

律师不但可以反面论证没有入门费、拉人头，还可以正面论证组织行为属于团队计酬的经营行为。如上所述，经营型传销仅是行政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这需要证明企业存在真实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且价格没有偏离实际价格太远，即所谓的“拨出比例”具有合理性，否则，仍然存在被认定为实质上“拉人头”传销犯罪的风险。

《曾国坚等非法经营案》是较为典型的，仅因从事团队计酬的经营型传销，而被宣告无罪的案例。一审曾国坚等人被判非法经营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曾国坚与原审被告人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而不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的行为已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故其行为不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曾国坚的上诉理由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1）深罗法刑一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无罪。

典型的传销往往有组织者夸大宣传、限制他人自由、强行洗脑等情形，律师可以综合全卷去寻找不存在引诱和胁迫的证据。例如，如果公司有引诱、胁迫的行为，则公司必然希望人数越多越好，但是公司恰恰设置了严格的准入制度、阻断人数上限的制度和自由退出的制度，这就可以反证公司没有引诱、胁迫他人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再如，如果有相当比例的参与人主动放弃推荐提成，包括将提成返还被推荐人，甚至帮助被推荐人交纳入会费，则表明参与人不是因被经济利益“引诱”，或受到外力“胁迫”才去推荐他人加入组织，而是基于对组织事业的真心认同。

证明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有多种路径。例如，可以用公司所取得的资质以证明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曾对网贷平台的资质问题进行过研究，以国家清退网贷平台之前的2019年3月13日作为统计基准日，正常平台平均拥有2.41件著作权和19.58件商标权，而问题平台平均仅拥有0.62件著作权和3.59件商标权，上述差异均在0.1%水平下显著。这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实例。再如，可以用过去的行为来证明目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的生长点，也是未来的开端。如果过去平台收取的资金都用于发放红包，则有助于证明平台并没有将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

有效辩护不应仅是定性的辩护，还应在量上寸土必争。组织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定罪标准。为此，我们可以证明在特定案件下，行为人并没有组织人员在三十人以上，或者虽然组织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但并未达到三个层级。这在过去也有成功先例。《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检察院佛三检刑不诉[2017]40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被不起诉人钟某甲至被查获时，通过“恒星币”官网的账户显示，其发展层级达六层、下线成员共25人，发展级别属于普通矿工。基于此，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没有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既可以作为不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也可以作为不具有违法性的辩护。从犯罪构成角度，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要求行为的结果必须达到“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程度，如果某一行为没有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则不应确定有罪。从违法性角度，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所要保护的重要法益，如果行为表面上符合犯罪构成，但是实际上是对一种新的经营模式的探索，则行为属于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法也不应当确定有罪。为此，辩护人可以收集公司内部制度等资料以证明企业具有良好的愿景，没有从事显著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有责性，着重探讨人的主观心态，包括是否具备主观故意、特定目的、刑事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等。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对传销组织没有认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组织的部分活动，则有可能形成无罪的结果。

例如，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常鼎检刑检刑不诉[2017]107号不起诉决定书》中，检察院认为：没有证据证实冉某某知道中兴同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传销活动，因为“中市所网络交易系统”反映不出传销特点，“中华币官网”、“中兴同寿官网”冉某某只设计模块，不负责官网的内容上传。综合全案分析，由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要件要求是故意或明知的心理状态，现在没有证据认定冉某某主观上明知中兴同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传销活动而为其开发系统和制作相关官网，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冉某某不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