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今年的热点罪名，有的办案机关喜欢将其简称为“帮信罪”，这几个月笔者收到了几十起当事人或者家属的求助。这类案件有其自身特点，为此我写了罪名解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从89份不起诉书，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11个无罪辩点两篇文章，从法律规定到实务辨析，介绍了该罪的有关规定和常见辩点。

本罪的最显著特点是其与上游犯罪的界限过于模糊，最终被定重罪的可能性较大。帮信罪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最低单处罚金，且不起诉、缓刑的概率相比其他类型的案件要高很多。实践中，办案机关往往会主动给当事人办理取保，审前不羁押的概率也很大。但是，帮信罪与上游犯罪的区分界限通常很模糊，是成立上游犯罪的帮助犯还是单独构成帮信罪，往往很难区分。一旦捅破这层窗户纸，刑期大幅度提高是必然的。

同时，恰恰因为本罪审前羁押率较低的特点，涉及当事人及家属往往陷入一个错误认识：人取保了，事就不大了。客观的说，这种想法在此类案件中是大概率会实现，但剩下的小概率事件无论落到谁头上都是难以承受的。有很多案件，侦查初期以帮信罪立案，办了取保，随着后续程序的推进，改变定性为诸如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上游犯罪的从犯，甚至主犯，最终被判处较重的刑罚。

从主观明知切入

(一)  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二)  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

(三)  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

(四)  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五)  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

(六)  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

(七)  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如果符合上述情形，除非有其他相反证据证明，一般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而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上述规定仅为示例性的规定，而非穷尽性的列举。也即虽然行为人的行为与上述1—6项均不符，但如果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的，仍然可以定罪。

第二，本罪的明知必须系对被帮助行为相对模糊性的明知。如果明知他人实施具体的犯罪而提高帮助的，则可能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或其他类型的犯罪。

例如，事前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提供帮助，或事中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继续提供帮助，若诈骗行为构成犯罪，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又如，在事后提供帮助，则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同时，相对于第二条，帮信罪中的明知也不应解释为泛化的可能性认知，而应当限制为相对具体的认知。所以，过于模糊、泛化的可能性认知是不宜定罪的。实践中，有的检察院直接以此为由决定不起诉，需要引起注意。

从上游犯罪入手

原则上，帮信罪以被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为前提。被帮助的人不构成犯罪或仅构成行政违法，那么行为人也不构成犯罪。

但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下列情形之一的，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支付结算金额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因此，从上游被帮助对象是否构成犯罪切入，大致需要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审查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被帮助对象构成犯罪。这里面包括被帮助对象有无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上游确实构罪，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仅处以较轻的刑罚。那么从司法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考虑，本罪量刑/处理方式一般也不宜高于被帮助对象的量刑/处理方式。

其次，因客观情形暂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构成犯罪，此时需要争取不起诉。实践中，有部分案件因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而不起诉，并不是全部都依据司法解释适用上述例外情形进行起诉、审批。

最后，若办案机关仍坚持追究其责任，就需要再次从涉案数额的角度分析证据，争取打掉部分或全部数额，实现定性辩护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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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犯罪角度辩护

是否构成单位犯罪，一般从以下几个方式审查：1.单位是否依法设立；2.是否为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3.是否为了单位利益；4. 利益是否归单位所有。再往下分析，还要考虑单位是否为了实施犯罪而设立，设立的时间、目的、主要业务。涉案业务是否属于单位主营业务，有无单位决策程序，单位获益如何分配等。

上述切入点或有法律法规、政策的支撑，或有不起诉决定书、判例的佐证，相对来说运用到辩护的实践意义较大，希望对大家办案有所帮助。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家属会陷入一个误区：看到某个教授或者律师的观点，就认为案件应该按照某个观点判。实际上，一个教授的观点、一份专家法律论证意见，对案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是有限的，至少是有争议的。实实在在起辩护作用的往往还是运用有关法规、政策、权威案例，扎实的证据分析意见，以及持续、高效的沟通，见机行事外加一点运气。